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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蘭.巴特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 / 01 / 16 | 【 哀悼日記 】 在母親過世後,他用生命寫下了這些手札。 330篇生前未發表札記,一部獻給母親的戀人絮語 1977年10月25日,巴特母親逝世的翌日起,巴特將自己對母親的思念之情──他的喪傷──隨手誌於紙片上。 喪母劇痛,讓巴特面對自己的死亡,也重新思考遺忘、勇氣、時間、書寫等許多生命課題。他照常上課,完成許多寫作計畫、旅行講學,與朋友談笑,不讓人察覺他的悲慟,只有在日記裡,他卸下了武裝。他不再是理路清晰、言詞犀利的批評家、語言學家,而回到「家常」,回到血肉:一句話、一個畫面、一張照片都能讓他淚水潰堤。 書中330篇按序編入的文字,讓我們看到一個惶惑、恐懼、糾葛的巴特。他充滿矛盾:他渴望孤獨,又需要朋友;他悲傷得萬念俱 灰,卻能神智清明地審視自己;他不斷對語言的限制與虛妄提出質疑(即使書寫達到極致仍是徒然),但他唯一的救贖──也只能是書寫。他想掙脫悲慟,重拾平靜; 一方面又樂於沉溺其中,因為只有在悲慟之中,他才能與母親同在。 這本日誌有助理解巴特的思想,及同時期作品如《明室》等等,它們是巴特於喪母心情影響下所撰寫的,而其源頭就是《哀悼日記》裡的札記。【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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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札 》 |
【年度之最出版社專訪】20年過去,你覺得世界改變了嗎?你覺得世界變得更好了嗎? 文/黃秀如(左岸文化總編輯)&DL 他們並沒有肯定地說,在那之後一切都很美好,這本書也不是要為那個時代及其延伸做個總結,勉強說也許只是個小結。接下來的故事必須是,由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我們以及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你們,所共同撰述。 問:如同導論中所提,這兩個世代不管是外部環境、條件,以至於世代性格,都是非常不同的。您覺得這本書是向哪個世代說話?這本書是針對過去,還是未來?為什麼? 我認為本書的訴求對象是年輕的世代,包括不太清楚台灣先前發生過什麼事的年輕人,以及雖然做足了功課但也想要有前輩現身說法的年輕人。曾有讀者反映為什麼本書不是一本關於「野百合運動」的歷史書?這樣大家才會知道當時真正發生的事,然後在討論「野百合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時才能有所根據。我不是不想做,但是作者們想的更多。他們希望本書不要只是把「野百合運動」停格在1990年,而應該是把那場運動以及那個時代精神作用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後續影響拿出來檢視。他們並沒有肯定地說,在那之後一切都很美好,這本書也不是要為那個時代及其延伸做個總結,勉強說也許只是個小結。接下來的故事必須是,由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我們以及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你們,所共同撰述。 問:20年,可以討論的議題很多,角度也很多。《秩序繽紛的年代》選擇了其中一些,不論是議題,還是立場。企劃之初,出版社如何思考這個問題?書中有哪個議題,會覺得還有可補充之處?有什麼議題,當初曾列入考慮,可是最後未列入?為什麼?或是有什麼題目,一年前(邀稿時)或許還不到討論時機,不過現在您覺得是需要討論的? 任何拿到這本書的讀者都會馬上發現「性別」和「原住民」這兩個重要議題沒有被納入。不是主編群沒有規劃,而是在邀稿的時候出了狀況,以致最後沒辦法等下去。還有,原本也規劃要寫「民進黨」、「生活方式」和「中國政經發展」,最後也沒有出現。本書出版後,有不少讀者紛紛留言表達他們對前兩個議題缺席的不滿,針對如此熱切的批評,我們非常期待能夠在新版當中予以補充。 如果有新版,我覺得正在發展中的國光石化和蘇花改的發展vs生態戰爭,由地方政府和大財團聯合主導的圈地行為、二代健保的公平性、ECFA的簽訂與陸生陸勞的爭議、司法官品質的討論,都是既有的篇章可以繼續加以發揮的實例。 經過了2010年的五都大選之後,也許我們應該回顧一下台灣的都會發展史與地方自治以及城鄉差距的關係。還有一個也許可以談的議題,就是從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包括加入國際組織與國際體育賽事)的軌跡去看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 問:書出之後,作者群們也辦了一系列的講座。請問在講座過程中有什麼您覺得有意義、有趣,或印象深刻的經驗嗎? 系列講座是在可以容納五、六十人的書區舉辦的帶狀活動,時間是每個星期五晚上,總共辦了七場。在中國議題的那一場問答中,出現了政治光譜上從這一邊到另一邊的不同意見。我感到聽眾之間有種騷動的情緒,但大家還是很有風度地聆聽下去。講座結束後,從主講人到書店企劃到出版社編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在異質性這麼高的聽眾組合中,沒有人因為聽到自己不想聽的話就掉頭走人,也沒有人講到一半就被台下鼓譟,實在是很值得高興的事啊。另外一場討論眷村改建的問題,引發現場許多曾經住過眷村的聽眾紛紛把自己的體驗拿出來說,甚至還有人打算回老家開始紀錄即將消失的景象。這場帶著懷舊情感的講座,讓現場的外省族群深刻感受到自己對家園的認同,也讓現場的本省族群意識到外省族群對家園有所認同這件事情的存在。有了這個最起碼的共識,我們就可以開始討論族群之間如何包容與尊重。 問:您覺得相差20年的兩個世代,最大的差別在? 我們先簡單地把兩個世代分為「野百合」世代和「野草莓」世代。(這樣的分法絕對是獨斷的,既沒有考慮到比「野百合」世代更年長的人,也沒有考慮到現在只有十幾歲但已經很有想法的青少年。) 「野百合」世代面對的是一個「惡魔黨」(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政黨,而是由那個政黨所形塑的體制)所控制的世界,而「野百合」是一群以打倒惡魔黨為目標的聖戰士。雖然每個人的出身背景和意識形態都不一樣,但是在一個大前提下大致上都還願意「相忍為國」,以求解開加諸在台灣社會的「自由匱乏」的鎖鏈。二十年過去了,惡魔黨被打倒了嗎?顯然沒有。但世界有改變了嗎?顯然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野百合」嗎?任何一個真誠面對自己的「野百合」大概都不會給出肯定的答案。但我們如果願意持平地看待那場運動,台灣社會這二十年來的改變,不能不說是來自那個時代勃發的社會力,而那場由學生主導的運動也是其中之一。 「野草莓」世代面對的是一個自由比較不虞匱乏的世界。惡魔黨也像變形金剛那樣易容喬裝,從藍色變成摻了紅色的金色,從鐵面的高壓變成笑面的買收,「野草莓」仍然有聖戰士般的勇猛,甚至更懂得如何組織資源,但是兩年前的出手卻怎麼好像是打在一團棉花上?有人說,網路的興起使得議題分眾化,以致「野草莓」很難像傳播工具受限的「野百合」那樣萬眾一心,進而發出足以撼動社會的怒吼聲;但反過來看,這不也是一種進步嗎?以前談得比較多的是高層的政治架構應該怎樣,現在談得比較多的是高層政治對樂生、大埔和白海豚的問題應該怎樣。套句范雲常講的「進入細節」,或許可以是「野草莓」世代的努力方向。 【閱讀全文】 |
相關閱讀 > .《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 吳介民、顧爾德、范雲, 左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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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連載 > 《哀悼日記》 譯者代序 寫給母親的戀人絮語 330張寫在小紙片上的札記。這不是羅蘭.巴特為讀者寫的「作品」,而是在喪母的悲慟中,發自靈魂深處的悲歌。 這部日誌在羅蘭.巴特過世三十年後出版,在法國引起很大的爭議。他的老友、長期負責巴特出版事宜的華勒(Fran?ois Wahl),首先抗議,因為這批日誌不在預備出版之列,屬私領域,且在原始材料狀態,出版是對巴特記憶的侵犯。 巴特曾於1979年冬,應好友馬逖(Eric Marty,也是本書的編輯之一)之邀,將他母親臥病的部分日誌整理發表,同時寫了長文〈深思〉(D?lib?ration),對「日記」這種形式做過深刻的思考。巴特認為,一般文學作品都有一種社會、神學、美學或道德的「使命」(mission),都在建構一種世界秩序;而日記沒有任何使命,也沒有選擇題材的問題,只是一種「冊頁」(album),可以任意增減。日記所標榜的「真誠」,難逃「擺姿態」;而所謂「自然」,可能只是平庸而已。 傳統文學批評認為,「作品,即人」,作家日記於是被認為是最「真誠」、最「自然」的作品,更是研究作家的珍貴史料。巴特宣告「作者已死」,反對從作者生平、思想去解讀作品,因而對日記的價值存疑。但在母親過世六個月之後,巴特卻說,「在所有我寫的東西裡,都有媽媽。」 巴特一輩子都是媽媽身邊的兒子。不論在生活、情感或是創作上,他都對母親依賴甚深。母親是他的一切:是母親;長期臥病時,他日夜守護,像他的女兒。又似戀人:母親活著時他擔心失去她,死後,他再也找不到生存的意義。每年母親生日,他總送上一支紅玫瑰,一直延續到死後…… 更重要的是,母親塑造了他的價值觀(母親的愛是一種傳承,在我心靈深處,奠下人生重大抉擇的基礎。)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中,他把母親稱作「我內在的律法」。巴特的母親,正像那個時代許多走過戰爭的婦女,年輕守寡,在一個不知「女權」的時代,「守份」而有尊嚴的活著。母親對他來說,是美與善的典範;是「一首不做英雄姿態的史詩」。母親過世後,他守護母親樹立的價值標竿──一種善、一種素樸、一種寬容,並時時自我檢視,為做得不夠好而自責。他維持母親的生活秩序與習慣。出門時,想到母親的喜好,會換上一條較鮮豔的圍巾……母親無所不在。 喪母劇痛,讓他面對自己的死亡,也重新思考遺忘、勇氣、時間、書寫等許多生命課題。他照常上課,完成許多寫作計畫、旅行講學,與朋友談笑,不讓人察覺他的悲慟,只有在日記裡,他卸下了武裝。 他不再是理路清晰、言詞犀利的批評家、語言學家,而回到「家常」,回到血肉:一句話、一個畫面、一張照片都能讓他淚水潰堤。我們看到一個惶惑、恐懼、糾葛的巴特。他充滿矛盾:他渴望孤獨,又需要朋友;他悲傷得萬念俱灰,卻能神智清明地審視自己;他不斷對語言的限制與虛妄提出質疑(即使書寫達到極致仍是徒然),但他唯一的救贖也只能是書寫。一方面他想掙脫悲慟,重拾平靜;一方面又樂於沉溺其中,因為只有在悲慟之中,他才能與母親同在。(沉浸於悲慟之中,卻讓我覺得幸福。)當朋友安慰他,傷痛會隨時間而慢慢痊癒,他卻從普魯斯特的話中,得到安慰:我們的愛永不衰減,我們永遠不會自傷痛中走出,我們的記憶歷久常新…… 巴特最常引述的就是普魯斯特。他們在情性、在生命境遇、乃至創作理念上都最接近。普魯斯特在母親過世後,寫出他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巴特對自己的著作是否傳世,並不在意,卻在意為母親立碑。《明室》就是他為母親立的紀念碑。這本日記可以和《明室》對照閱讀:兩書在同一種心境下完成,都企圖以文字尋回逝去的時光。 《明室》完成後不久,1980年2月26日,巴特在巴黎街上被一輛小貨車撞倒在地,送醫後,他抗拒治療,失去求生意志,終於3月25日過世。距離他母親過世不過三年。 這些隨手記下的紙片,因為沒有預備出版,常有重複、暗語,又沒有上下文的鋪陳,意義常有隱晦不明之處。概念性、語言的世界畢竟無法觸及最根本的生命狀況,於是這本日誌最大的篇幅留給了空白: 雪,巴黎大雪紛飛,很異常。 想到她,一陣心酸:她再也看不到雪了。 如此雪景,更與何人說? 劉俐 看更多《哀悼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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