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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2 / 09 / 03
 | 【 我無罪：劉曉波傳 】 博客來導讀 >諾貝爾和平獎上那張空著的椅子，是為了給不能來的他。 對劉曉波而言，政治始終不是他的強項，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劉曉波本來是個詩人和美學家，性情也是如此，卻被迫成為人權活動家和異議知識分子的領袖。 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這二十多年他一直無法過正常的生活；而如今，他年過半百的人生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的波動緊密呼應，並發揮著啟迪人心的無限影響力。 本書作者余杰是劉曉波這十餘年來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參與了二十世紀九○年 代末以來劉曉波從事的所有人權活動。動。動。動。 二○○八年劉曉波因組織和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後，余杰便著手撰寫 本書，他不僅從劉曉波的日記和筆記中蒐集並考察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在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引薦下，訪問了五十多名 在劉曉波生命的各個階段與他有過深入交往的人士，當中包括了劉曉波的親人、同學、好友、西方漢學家和媒體記者等，而這也使得本書堪稱為到目前為止以劉曉波為主題的書中，最具代表性的傳記。的傳記。
本書得到劉霞的委託授權，她並親自與余杰討論全書內容，成稿過程歷時三年餘。書中細膩記錄劉曉波求學過程、愛情故事、參與人權活動始末，更旁及他的政治理念及以和平手段爭取人權的理想，生動描寫了劉曉波直率浪漫的性格，與其充滿戲劇化的人生，是一部可讀性高且具學術參考價值的經典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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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犯規，為什麼只有我要守規矩？《無私的藝術》
 許多人都同意這個看法：我們的道德發展始於社會直覺。規範是後來的事。然而問題就解決了嗎？如果真如豪瑟或哈德所說的，那麼一切就很簡單。古老的直覺會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各種新的行為規箴和規範只是在搖著尾巴附和而已。
但是真的這麼單純嗎？至少有一個問題完全沒有解答：如果我們心裡都有源自祖先的相同社會直覺在支配著我們，為什麼個人的行為如此大相徑庭？為什麼我們沒有相同的道德反射行為？在我們的周遭，為什麼有些人很有責任感，有些人卻一點也沒有？為什麼有人到處說謊、耍把戲、找藉口？一個禮貌性的謊言就會讓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失望了嗎？
拜現在的腦部研究之賜，若干道德上極端的反社會行為的個案得到了解釋。一點道德直覺也沒有的人，經常顯示出前腦有損壞，尤其是內腹側顳葉，一如有名的鐵路工人蓋吉（Phineas Gage）。腦部的其他受傷和損害也會對我們的行為造成負面影響。杏仁核功能異常的影響尤其顯著，它是情緒中心，主司同情、反感、信賴和恐懼等感覺。此外也和顳葉頂端以及若干其他區域有關。
但是日常生活裡的道德偏差行為，其實只有少數顯示和腦部損壞有關。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我友善地向一個計程車司機問路，他拒絕回答我，他應該不至於是腦部受傷吧。儘管火車裡禁止吸煙，還是有個傢伙在吞雲吐霧，研究者大概也不意對他做腦部斷層掃描。只要腎上腺素升高，就足以讓一個怒氣沖沖的足球員卯上另一個球員。而就算是集中營裡的守衛，應該也不會以腦部損壞為由獲釋。
大部分的道德偏差行為和醫學方面的疾病無關，而是和我們的判斷有關。我決定不遵守火車上的禁煙規定，因為我根本不想體諒。來來往往的人群的健康受損關我什麼事，我的自由比較重要。有時候我也會棄規範於不顧，因為其他人也這麼做。如果大家都犯規，為什麼只有我要守規矩？我看起來會不會像個笨蛋？
哈佛大學的神經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Joshua D. Greene）也喜歡用極端的例子。二○○四年，格林以問卷調的方式，問他的學生們在以下的情況裡會做什麼決定：想像在戰爭的時候，外頭的街上，士兵到處殺人，你們躲在地窖裡。你身旁有個嬰孩大聲哭起來。可想而知，士兵們沒多久就會找到你們。你會馬上把孩子悶死，以拯救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嗎？
學生們的感性和理性陷入天人交戰。古老的社會直覺大叫：「不！」年輕的理性大喊：「要！」如果我們可以相信格林的實驗，那麼腦部研究者應該會在電腦螢幕上看到腦部各個區域如何相互對抗。
格林的實驗有三個明白的重點。其一是針對赫胥黎：我們的感性並不比我們的理性不好！其實我們經常很難說誰才是「善」，是我們的直覺或是我們的思考。其二是：我們的理性判斷從來沒有擺脫感性，但是它也不只是履行代理人。就此而言，休姆搞錯了。第三：是誰有最後決定權，是我們的直覺或我們的理性，那應該是因人而異！
如果格林是對的，那麼為社會直覺辯護的人很可能會誇大其辭。如果我們眼前有個人在海裡溺水求救，對大部分的人們而言，他們心裡的同情心有多麼強烈並不那麼重要。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會感受到一個內在義務要立即伸出援手。擁有理性的人們並不是其直覺的執行官，他們也是其自尊的執行官。他們不只是傾聽他們的意志，也有能力評斷這個意志。
我所意欲的，對我真的是好的嗎？對別人是好的嗎？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確的嗎？評斷自己的意志的能力，我們稱為「自律的理性」。對於康德而言，這個成就極為重大，他認為是人類這個物種的決定性特徵。我們不一定無條件地聽從我們的意志的唆使。我們必須自己（以及一個想像的世界法庭，而我們每個人都在旁聽席上）去合理化這個意志。
關於個人的意欲和道德判斷的要求之間的差別，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去說明。想像一下你生活在一個專制國家裡。為了解決一個討厭的傢伙，法庭需要一個證人。他們要求你把一個無辜的、正直的、和善的人指認為一個罪犯，好將他處死。如果你指認他，你就會沒事。如果你拒絕，你就會有殺身之禍。
你會怎麼做？你的猶豫不決，就已經說明了一切。或許，你的求生本能和你的道德正在起衝突。作偽證害死一個無辜的人，那是說不過去的事。就算大部分的人都會出庭作偽證，還是會有一兩個人不願意屈從。而作偽證的人或許終身都會受到自己的道德的鞭笞。
我們能夠自問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合理，這證明我們的社會直覺還是有個界限。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我們的確是聽從當下直接的道德直覺。我們以好惡為依據的判斷要比依據道德箴規的判斷要快得多。我們為朋友說謊，為我們的孩子作假，而相較於不友善的人，我們更容易原諒親切的人。但是我們在作重大的道德決定時，卻必須有一些好理由。我為了愛上另一個人而拋棄我的家庭，那是合理的嗎？我和父母親斷絕往來，那是對的嗎？我替老闆掩過飾非，這樣對得起我自己嗎？
在我們的腦部，非理性和理性總是焦不離孟。在最後通牒的遊戲裡，我們對金錢的欲望和我們的公平感，我們的自私和我們的同情心，不斷地彼此交戰。而在這個激烈的交戰裡，鹿死誰手都很難說。就算是我們的許多直覺也可能自相矛盾。你可能垂涎於眼前的利益，或者是慷慨大方的自我感覺。而我們的理性自身有時候也會取決不下。
（以上文章摘字《無私的藝術》第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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