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當所有我們珍惜的事物都能被買賣
張鐵志 現在什麼都可以賣了： 西方人到印度尋求代理孕母的服務，醫師的手機號碼讓病人可以獲得特別照顧，碳排放的權利，身體部位出租作為廣告看板，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排隊有專業排隊公司，或者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戶外劇場也有人付錢請人排隊。 這是桑德爾在本書的一開始所舉的一些例子。 這些是趨勢。在此之前，人們是在為許多公共服務的商品化而鬥爭：醫療、教育、失業照顧等—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是取決於這些公共服務去商品化的程度；或者說，福利國家其實就是要讓許多社會服務去商品化。 在冷戰結束後，市場自由主義取得了至高的榮耀與霸權。這不只是科技力量或全球化客觀因素的結果，而是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或者財團資本的共同塑造，把一九八○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到了高峰。 到了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主流媒體赫然發現市場失控了，開始質疑市場至上論和新自由主義，甚至發現原來馬克思是對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依然義無反顧地把許多東西放到市場上販賣。 桑德爾指出，有人認為市場凱旋論的道德低落是因為過度貪婪，所以解決之道是遏止貪婪，但他認為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範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 到底一切都可以賣有什麼不好？ 桑德爾指出，商品化的問題在於：一、不平等，二、腐化。 就不平等來說，當錢可以買的東西更多（也就是當更多事物商品化），當富裕的優勢不只是購買奢侈品，而是購買政治影響力、醫療、教育、居住，那財富分配就變得非常關鍵，因為這會影響到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的基本權利和生活尊嚴。 除了市場的不平等效果，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或墮落。試想友情可以買賣嗎？榮譽可以買賣嗎？ 人們當然知道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賣。我們不會容許兒童被買賣；或者我們反對奴隸制度，是因為這是把人類視為可以在拍賣會中交易的商品（但我們卻可以接受勞動力作為商品）。我們也不容許選票可以被買賣，除了這是讓政治競爭不公平，也是因為這代表公民責任的腐化。 上述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桑德爾要討論比較有爭議的例子，例如每年夏天紐約中央公園都有莎士比亞劇場免費演出，總是大排長龍。（相信我，我曾經早上六點去排隊。）晚近開始有人付錢請他人幫忙排隊，這是對的嗎？對市場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自願性的交換，沒有問題。問題是，免費演出的意義是要讓好的演出有機會讓所有市民看到，不論富有或貧窮，是城市送給市民的禮物。一旦排隊倫理被商品倫理取代，就會完全破壞原始的意義，就是一種腐化。同樣的，去國會聽證會也是公民的平等權利，一旦排隊變成可以出賣的商品，參與聽證就將成為有錢人的專利。 因此，市場是有道德邊界的。什麼樣的事物可以被買賣，代表了人們認為這些東西被視為商品或是可藉以獲利的工具是正當的。所以，事物的商品化與否，是一個道德與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作為一個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者，桑德爾的核心關懷是，事物的商品化會侵蝕我們所珍惜的某些價值，市場會破壞道德與共同體的價值。「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因為市場不會去問，某些東西被買賣是否是道德的。但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道德討論，並且全力擁抱市場，後果就是讓公共論述失去道德和公民的能量，並且導致科技官僚主義的管理統治。 我想更進一步談當市場進入公共領域。 首先是公共空間。為什麼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世界—不論是在公路上、在商業大樓外、在演唱會的舞台旁、在計程車的後座，在捷運（公共運輸！）車廂的裡裡外外—都是被金錢製造的廣告所占據？為什麼資本可以決定我們每天眼前可以看到什麼？所以，在西方有所謂的文化干擾行動（culture jamming），去惡搞修改那些巨大的廣告招牌，以抵抗我們日益失去的公共空間。 另一個「公共領域」是媒體。在台灣，威權時期是政治在控制新聞，但民主化後，是媒體把新聞版面或電視新聞時段大量出賣：從餐廳到上市公司，從台灣政府部門到中國各省市政府。雖然前年立法禁止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但是商業性業配仍然充斥在各新聞媒體。這不只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被這些企業所挾持，也代表新聞的價值以及媒體與讀者之間關係的「腐化」（用桑德爾的語言）。因此新聞媒體，作為一個有意義論辯與資訊提供功能的公共領域，作為監督企業或公權力的批判者，已經逐漸消失，並在民眾眼裡逐漸失去了可信賴性。 更大的公共領域當然就是我們的民主。美國當前一個爭議的議題，是兩年前最高法院說，企業可以買電視競選廣告，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範圍。這是最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的外衣：他們相信市場是個人自由的前提與表達，所以競選廣告是一種自由的表現，所以可以不在乎平等問題。如果金錢在一個民主體制扮演重要的角色，亦即如果競選廣告或競選費用是不受管制的，這就侵蝕了政治民主所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精神。 而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有強烈關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極端市場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但是資本主義下，個人的經濟自由（意味著政府管制和介入少）必然意味著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的不平等會轉化成政治的不平等，因為有錢者可以購買更多的政治影響，進而設定有利於他們的政治規則（如為富人減稅、反對擴大社會福利），於是會更進一步擴大經濟不平等。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在今年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所描述的美國：經濟不平等既是政治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結果。 桑德爾在本書最後，提到「空中包廂化」（skyboxification），亦即有越來越多球場蓋起高級的空中包廂。反對這種現象的人認為，觀看球賽是一種公民參與的集體活動，人們在其中一起緊張、一起歡呼，而在這過程中對這個社區、城市、國家產生集體情感與認同。但空中包廂的趨勢卻讓這種公民活動產生區隔化—這正是當前民主體制主要問題的最佳比喻。 桑德爾說的好，民主「並不需要完全的平等，卻需要國民能分享一種共同的生活，重要的是背景和社會地位不同的人能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此這樣我們才能學習克服彼此的差異，才會在乎共同的利益。」但是，在這個貧富益發不均的時代，把越來越多的東西商品化，只是讓富裕者和收入較少的人過著越來越隔離的生活，彼此越來越不理解。想想看我們的現實世界：有錢人和一般人是住不同的區域、上不同的餐廳、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我們真的成為隔離且不平等的兩個或多個社會。 簡言之，過度市場化不但破壞民主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也傷害了民主賴以為基礎的某種共同目標，乃至社會團結。 「說到底，市場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我們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我們想要一個一切都可待價而沽的社會嗎？抑或社會上還是有某些道德與公民性的財貨，是市場不會尊崇，但是用金錢買不到的？」或者，當所有社會關係（乃至政治）都被市場化，都如此不平等時，民主生活還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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