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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係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於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後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臺後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當時，我和周恩來在綠呢面的桌旁坐下時，上述的這一切都還非常遙遠。我們坐下後，談的是有無可能走向和解。周恩來請我這位客人先講。我想好了，避開我們兩國有分歧的問題，只從哲學角度談中美關係的演變。我用了華麗的辭藻來做開場白，我說：「有很多遊客來過這片美麗的土地。對我們而言，這又是一片神秘的國土。」這時，周恩來擺了擺手打斷了我，說：「你會發覺，它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 我們面前的挑戰可以說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紗，不過周恩來又進了一步。他20年來在跟一個美國使節第一次會談時，就說恢復友誼是發展兩國新關係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一點他在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就已經說過。 3個月後，我第二次去中國時，周恩來歡迎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兩國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了一樣。他說：「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們講了。你和洛德先生對這一點很清楚，但是馬修斯小姐和我們的新朋友不大清楚。你們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們一樣，是個可以與之理論並坦誠交談的人。」 1973年2月，毛澤東也說了同樣的話。他把我迎進他書房時說，美國和中國曾經是敵人，現在我們之間算是朋友。 不過這是對友誼的一種非常實用、不帶感情色彩的看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 制夷」的傳統，他們讓對方為以「 老朋友」的身份進入中國「 俱樂部」而深感榮幸，這樣就使對方難以表達不同意見，也拉不下面子與自己對抗。 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外交手段就是設法讓對方主動提出中方喜歡的建議，然後中方予以認可，好像是給了對方一種個人的恩惠。同時，中國對個人關係的重視超出了戰術範圍。中國外交幾千年來的經驗表明，在國際問題上，每一個看起來不錯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說一定會造成一系列新的相關問題，因此中國外交官把延續關係看做是一項重要任務，甚至比正式的文件更為重要。 相比之下，一事當前，美國的外交官會把它分割成一個個自成一體的問題，然後再根據其自身的是非曲直來一個個地加以處理。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外交官也會重視個人的良好關係。區別在於，中方領導人培養的"友誼"不過多在乎個人性質，而是更重視長遠的文化、民族或歷史的紐帶，而美國人所說的個人關係只是針對談判對手本人。 中方說的友誼是通過無形的因素來培養長期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關係，而美國外交官則是重視社交往來，以便於當下正在進行的工作。中國領導人願意為了對友誼忠貞的名聲而付出代價。例如，尼克森辭職後，人們都對他避之不及，毛澤東卻又邀請他訪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74年因出了醜聞而退休以後，也受到了同樣的禮遇。 中國領導人經常表現出的一個文化特點是，他們是從歷史角度考慮問題的。他們有能力，當然也有這個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長遠。一個中國領導人取得的成就相對於中國的社會歷史顯得不那麼重要，這點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領袖。中國的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使中國領導人能用中國幾乎永無盡頭的歷史讓談判對手油然產生一種謙恭之心。外國的談判對手會因此而覺得自己是在違背自然，自己的行動註定只會在中國滾滾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一條逆流而動、微不足道的痕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