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安琪：《三生三世聶華苓》，極大的愛與極需索的自由
 文╱陳琡分 她的客廳，她家裡的那張長桌，40餘年來，一共聚集了1400多位寫作者。 這些寫作者不只來自英美日澳等自由國度，自1967年至今，他們從俄羅斯來，從羅馬尼亞來，從波蘭、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南非、南韓等130個不同國家來，當然，也包含了台灣與中國。白先勇、林懷民、鄭愁予、陳映真、柏楊、吳晟、張大春、莫言、王安憶、蘇童、畢飛宇、李銳……數十位當代寫作大家，都曾是那張長桌的座上賓；駱以軍的《西夏旅館》甚至因為那裡，而得以專注地收筆。他們在那裡爭吵，在那裡談笑，在那裡交換彼此對世界對國家對文化的種種看法，他們在那裡擴展視野，他們在那裡呼吸自由。 他們去到那裡，全都因為一個位在美國愛荷華城、名為「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IWP）的邀請；他們去到那裡，全都因為她。那裡是她的家，她是聶華苓。 現年88歲的聶華苓，1967年與夫婿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一手促成了國際寫作計劃，藉著這個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國作家齊聚一堂，特別是那些受限於鐵幕囚禁的創作者，更是他們力邀的主要對象。透過文學，他們開展了自由的無限可能。 三輩子而這一切艱辛的點滴，包含聶華苓的一生，以及國際寫作計劃40多年來的成就片段，都濃縮在電影導演陳安琪拍攝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中；與2011年出版的聶華苓自傳《三輩子》相互嵌補，將聶華苓這位華文世界著名女作家、華文文壇永遠的母親的生命，凝聚得更為立體。 陳安琪喚聶華苓「聶阿姨」，因她是聶華苓大女兒的初中同學，時常上聶家玩，也因此結下不解之緣。那時的陳安琪，當然尚未理解所謂言論的箝制，以及聶華苓任職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所面臨的風風雨雨，「對我來說，聶阿姨一直都是個親切和善、漂亮又能幹的長輩。」及至陳安琪年歲漸長，知曉世事現實，因緣際會地與聶華苓一家在美國重逢、也成了參與IWP的一員，了解聶華苓與安格爾經營這個計劃之於世界的可貴，在UCLA念電影的她，便心生記錄念頭，去信請求安格爾應允她的拍攝。那是1980年。 「後來雖然安格爾回信跟我說可以，但我那時沒能拍成。回到香港，我就開始拍電影、拍廣告，投入生活需要的忙碌。而時光就這樣流著，沒想到這一擱，幾十年就過去了。」 2009年4月，一次文件整理，陳安琪赫然翻出當年安格爾的回信，一時百感交集。「我就馬上打電話去給聶阿姨，問可不可以拍她的紀錄片，她也很爽朗地答應。只是安格爾已經在1991年去世，沒能拍到他讓我最感慨。很多事情其實真的就是情緣。」 三年多來，陳安琪近看、側看聶華苓的生活，追問她的人生；奔走台港中美，訪問數十名寫作者，一共拍攝了200多個小時的影片，只為拼湊出聶華苓的足跡。她從晚輩的位置，掂起腳尖、抬起身子，試著與聶華苓四目平視，看進聶華苓更多不為人知的細微。「她的一生顛沛流離，一輩子就是一個『外』字。但你不太會看見她在人前流露她的悲傷。」聶華苓總是笑，微笑，大笑，爽朗地笑。不知曉的人，會以為她是個順遂優渥的貴婦，但她不是。 「在採訪當中，聶華苓一直讓我感覺到『當下』這個意境。縱使她的生命充滿起伏，但過去那些悲傷與困苦的時刻，她不會放在心上，更沒有扛在肩上。」有些人背負著往事永遠離不開，一說起便是「唉啊那個時候真是慘」的自憐，這些在聶華苓身上卻從不復見。1925年生於湖北的聶華苓，1949年避亂來台，並於《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達11年，親見當年雷震與殷海光面臨的打壓。停刊後，她選擇於1964年移居美國，長年不願回台。但她並不怨懟，亦無指責，就是把握每一時一刻她所擁有、所能給予。即便深愛的夫婿過世，她也不曾因此萎靡。「我問她，安格爾過世時，她是怎麼過的？她只輕描淡寫地說：『我就撐著。就只有撐著。』」 一個「撐」字底下，帶出的是聶華苓數十年對愛與自由的堅持信念。「聶華苓給我最大的感觸，是她的愛，與追求自由的精神。你說一個人為什麼會允許自己在外、會讓自己一再奔逃？無非是因為在一個地方覺得不自由、不安全，你才走。」聶華苓將個人的愛與自由，拓展到對他人與對文學的層面，「他們的國際寫作計劃目的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要讓身處鐵幕極權國家裡的作家，出來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與他人得以交流。而她所下的工夫與時間，都是為了推進各國作家從彼此到文化之間的了解，就算是敵對、就算一見面就互丟杯子，也沒關係。」那是一種極大的愛與極需索的自由，才能促成的浩大工程。如林懷民在片中所說：「在柏林圍牆被挖下來之前，那座牆，其實早就在愛荷華先被拆除了。」 聶華苓說自己「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她一生飄盪，卻以她自己的所能，提供全世界上千位作家們一段溫暖的歸屬。就像畢飛宇講的那句話：「你隨時隨地都知道她心裡有你。」而這一切，都起源於她對人、對愛、對自由的珍視。 ...more | 
